工商社论》从疫情防治看政治危机管理 - 财经要闻 - 工商时报

发布时间:2022-08-31

究竟是“疫情之所在,政治危机之所在”,还是 “政治危机之所在,就是疫情之所在”。

综观当前全球疫情的严峻形势,此次卷土重来的新冠变种病毒,已经让印度政府误判疫情,燎原之势造成变种病毒株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,最直接的受害者,则是坚持要在7月下旬举办东京奥运的日本政府。由于这一波的疫情来势汹汹,就连台湾都无法置身事外。在疫情防治围堵之际,在513大停电之后的两天,后续政治效应尚未来得及发酵之时,行政院在5月15日就宣布,台北市和新北市进入第三级的防疫警戒。

新冠疫情的防治,是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复合型问题。前者像是医学与护理学、流行病学、细菌学、公共卫生学、乃至于药品和疫苗的产业链;而后者则例如:人口的结构与分布、以及相关的数据与统计(性别/年龄/经济收入/健保病史/职业类型/工作地点/户籍所在地)。

有鉴于这种多面向的政策“超级难题”,涉及到不同动机与利益、多元的政治行动者,“人与事”、“科学与证据”、“政治与政策”、“中央与地方”,乃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冲突,可谓盘根错节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也因此,在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,政策的成功与失败,只在一线之间;很不幸的,新冠疫毒就属于这种“就算可以被管理,也无法被控制”的政策难题。

在台北市和新北市进入第三级的防疫警戒之后,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就是,中央与地方对于物资分配能力和权力、尤其是疫情信息的严重不对称。由于“资源在中央,责任在地方”,问题的核心因而就变成是:“中央政府想要全盘控制,而地方政府只希望、也有能力做到有效管理”。

换言之,府际之间的关系,会不会因为党籍的差异,而出现“哪一个县市有没有疫情,严不严重、或是有多么严重,我说了算数”的政治争议?行政院对于不同党籍的双北市政府、或相同党籍的桃园市与基隆市之疫情研判和处置措施,有没有戴著“政治的眼镜”,去针对散播全台各县市的新冠疫情进行诊治,提出方案?而只要这点无法释疑,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。

其原因就在于,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疫情防治紧急状态!犹记得今年元旦开放美猪进口,疫情就曾经一度紧张,部立桃园医院的本土确诊个案,逐步向市区扩散。然而在桃园市和高雄市的两个罢免案于2月6日(周六)陆续结束后,卫福部随即在隔天(周日)就宣布部桃已经“清零”。相对于这次因为过境饭店诺富特的确诊个案,迅速蔓延到外籍与本国籍机师及家人的陆续确诊,舆论为之哗然。卫福部、桃园市政府、以及交通部,为了诺富特的管辖权,彼此龃龉,相互卸责,看在国人眼里,已经严重损害到卫福部的指挥威信。此时,雪上加霜的513大停电,更是引爆处于缺水阴霾民怨的导火线,而在缺水和无预警停电之后,接著发生的就是这次、形同“半封城”或“封城前置状况”的第三级防疫警戒。

从政治危机处理的观点而言,卫福部截至发布警戒为止,由上而下的“长臂管辖”,已经因为中央政府和双北市府的感同身受之温度不同、以及危机管理的决心与能量高低,乃至于要针对双北、或是北北基桃,进行区域性的升级警戒措施,都存在明显的歧见。

当前已经进入全民防疫的阶段,不分党派、将“政治放两边,疫情摆中间”,已经成为全体国人的共识。再从科学的角度观之,“因地制宜,因时制宜”,行政院主其事者的思维,应该要有“实用主义者”(pragmatist)政治危机处理的思维、态度、方式。让下情能够上达,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学者专家和决策官员,和各县市第一线的基层医护人员,彼此之间审慎思辨的专业沟通,是共同防治疫情扩散的必要积极作为。在基本的行政指导与政策建议之下,允许地方首长就各县市疫情的发展,提出自己的处理措施。中央政府应该做、最重要的两件事情,一个是疫情发展的公开透明、以及信息的分享,另一个是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坐镇,无差别的与地方政府分享信息、并提供必要的资源。

人性和政治,容易发生在瘟疫蔓延之时。对于防治疫情而言,政治上的决策制定和措施的宣示,虽然很容易,但由中央贯彻到地方的执行能力,才是难以成功、或甚至无法成功的主因。面对当前疫情的反扑,政府责无旁贷;接下来的疫苗取得与分配、迈向全民接种和群体免疫,才是做好疫情防治、解决政治危机的终极目标!